市政协领导到市住建局督办提案办理情况

而形而上学的主体性自观念的生成向度说乃是为形而下的主体性（例如现代性的个体主体性）提供一个根据性的说明，二者都渊源于生活本身。

[13]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236页。因此，本源自由与主体自由并不冲突，而是将主体自由孕育其中并使其得以可能，二者之间是一种哲学上的奠基关系。

同时现代主义儒学（主要以20世纪现代新儒家为代表）虽积极开新拥抱现代的民主与科学，但终因深陷老内圣的窠臼而无法完成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这两方面的涵义体现在三种意义上：（l）逻辑学的意义（主词）。2、良知自由 良知自由是自由儒学力图构建的形上自由观念。） 进入 郭萍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自由 。其实，当代西方存在主义的自由观念与本源自由观念多有相似。

[35] 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第33页。[32] 黄玉顺：《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22页。这是因为：境界并不是在存在之外的事情，它乃是一种存在方式，故而超越乃是生活本身的超越，是存在方式的变化。

换句话，外王和内圣不能割裂。黄先生说： 当我们要建立或者选择一套规范及其制度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价值尺度、即正义原则的问题。后新儒学在这个层面上的思考体现为公民儒学理论体系，生活儒学在这个层面的思考体现为中国正义论理论体系。黄先生的判断，借用他自己的话，主要是从思想视域的不同来说的。

因此，应该避免这种本质主义的思路，回到历史发生的总体性当中，转进为在学习新外王的过程中调适出新内圣。君为臣纲，其理论基础在于：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中国正义论则旨在处理正义原则，它是一种为一切规范、制度体系奠定基础的基础伦理学。这就犹如海德格尔说的：什么叫做非理性的观念？这只能根据一种理性的观念来界定。生活是由通贯于天地人我万有一切所成之总体的创造性根源，落实于人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实存而有，以其身体、心灵通而为一，因之而展开的实存活动。在最本源的层级，儒教是一种情感的教化，儒家讲的诗教、乐教就是一种情教。

从西方哲学来看，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与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的渊源也可验证这一点。[92] 僧肇：《物不迁论》，《肇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页。在本次对谈中，林先生首先谈到了他的基本思路：传统中国社会是由血缘性纵贯轴所贯通，由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人格性的自然连结、宰制性的政治连结所构成的，但这就会导致一种道的措置：宰制性的政治连结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

[105]《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页。冯熊二道桥之会的思想效应已然成为一种历史事实，而泉城之会的思想效应则有待包括当代在内的历史的回应。

黄先生指出，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是古今中外一切正义论所共有的论域。形而下学奠基于相应的形而上学，随着形而下学问题的变化，其形而上学也在不断的变化，此即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建构之历程。

这就切入了现代性的根本所在——个体性。公民儒学只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论，而非后新儒学的全部。今天我们至少还可以领悟到一点：说人的生活，却用草木的生长来说，这意味着在他们的观念中，人和草木之间是没有区别的[117]。中国的问题是从古走向今、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个讲法属于冯先生思想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系统建构新理学的阶段，从时间上说是早于港台新儒学的。尤其是后现代哲学的反基础主义理论倾向，不承认人类的知识和价值乃至于一切存在物都存在着某种先验的基础，它否认这种元叙事的合法性。[123] 杨虎：《情性论：儒家情感论的再省察》，《原道》2014年总第24辑。

仅就其对作为存有的规定来看，林先生的存有是指人参赞于其中所成的一个总体，也就是他经常讲的历史社会总体、生活世界。由此源始共在、本源情境而说明了主体性是何以可能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是旧内圣（传统心性之学），一个是新外王（民主、科学），如何在学理上说明二者的关系？本来，内圣为外王奠基的思路并没有问题，换句话说，形上学（譬如传统儒学的心性之学）为形下学（传统儒学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知识论）奠基并无不可。……从内圣─外王到由外王─内圣的结构性转换，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开启的，这是儒学不得不要有的转化与创造。

[90] 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第10页。冯友兰先生的嫡传弟子蒙培元先生创构的新儒学被称为情感儒学。

这就意味着：当代儒学的重建，不仅要解构传统儒学的形下学，还要解构传统儒学的形上学。《宣言》涉及三个板块的内容：（1）对中国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基本认识及对其前途之展望。[57] 黄玉顺：《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27] 程志华：《由意义治疗到存有的治疗——林安梧关于异化问题之崭新的思考》。

这种重建工作，不仅要建构新外王，而且要建构与之相应的新内圣。中国哲学史上并无形而上学一词，但有形而上者一词，例如《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120]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21页。林先生指出，当代儒学应从传统儒学转进为以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公民儒学。

在这种连续的情形之下，儒教的宗教性与其人文精神是合在一块儿的。这两者在儒家思想中都有它相应的一面。

万事万物在哲学看来都是有其某种基础的。同样，黄先生的中国正义论也并非是论中国是正义的、或中国人的正义问题，它乃是正义问题的中国式表达。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判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的框架。再进一步说，当代新儒家的当代新儒学（儒学的当代形态）是对现代新儒家的现代新儒学（儒学的现代形态）的传承和发展，其思想理论有继承也有批判和创新亦自不消说。

[35] 参见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有感于李明辉教授的批评》。[136] 当然，海德格尔的这个论断直接针对的是传统西方哲学形上学，其中包涵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故在海德格尔哲学有形而上学奠基（Foundation for Metaphysics）之问题。

尽管罗蒂自己说他吸收了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但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思路上与海德格尔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按照惯例，港台地区的新儒家，我们称之为港台新儒家（其中包括非熊氏一系的儒家）。

唯其有对生活的这种本源结构的感悟，我们才可能超越而自由。《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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